文章探讨了冷战结束是否构成国际法历史上的划时代事件。通过三种历史分期方法（霸权主义、欧洲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）的分析，文章认为冷战终结并未创造新的国际秩序，而是西方秩序的扩展。后冷战时代是国家主权进一步弱化、国际共同体作用增强的过渡期，可视为‘人类时代’或‘普遍国际法时代’的第三阶段。
冷战结束是否标志着国际法历史的新纪元？文章通过三种历史分期框架——霸权主义、欧洲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——对这一命题展开分析。作者指出，历史分期本质上是主观的学术建构，却能揭示研究者对国际秩序演变的深层认知。
以德国学者威廉·格鲁威为代表的霸权主义分期法，将国际法历史划分为西班牙时代（1494-1648）、法国时代（1648-1815）、英国时代（1815-1919）等阶段。这种分期强调霸权国家在塑造国际法律秩序中的核心作用。
海因哈德·施泰格等学者提出基督教时代（1300-1800）、文明国家时代（19世纪）和人类时代（1919年后）的分期。该路径认为现代国际法源于欧洲，后逐渐扩展为全球体系。
作为最基础的分期方法，国家中心主义叙事聚焦主权国家的兴衰。14-18世纪是主权国家体系的形成期，19世纪达到鼎盛，20世纪后则逐渐衰落，国际共同体开始发挥更大作用。
尽管苏联解体使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，但后冷战时代并未出现新的国际法律秩序。西方秩序向东欧扩展的过程，更像是既有体系的延伸而非革新。
20世纪90年代，民主、法治等西方价值观通过区域组织向东欧、拉美等地扩散。但全球范围内，这些理念的普遍化进程仍面临诸多阻碍。
后冷战时代延续了20世纪以来的趋势：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强化了个人责任，联合国安理会更频繁地介入地区冲突，国家主权进一步受到限制。
冷战终结并未开创国际法的新纪元，而是加速了既有趋势：西方主导地位相对下降，国家主权持续弱化，国际共同体作用增强。后冷战时代可视为"普遍国际法时代"的过渡阶段，其最终走向仍有待观察。